摇滚歌手郑钧频现公众视线 为电影宣传开启路演模式

摇滚老将郑钧最近频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不是因为他又出了新专辑，而是因为他用6年做的一部动画电影《摇滚藏獒》。上映在即，郑钧开启了路演模式，“我这一段时间做的这些宣传的事儿，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为了音乐我从来没做过，有些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做的。”而说这话的郑钧，已经9年没有再发过新专辑。所幸的是，郑钧还保持着愤怒不吝的摇滚遗风，言谈之中振聋发聩。谈起中国的唱片业，他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唱片工业，我有过一阵‘唱片农业’”；谈起摇滚的商业化，他说，“现在摇滚歌手一个个儿都穷得跟孙子似的，然后你嫌摇滚圈没有好作品，能有好作品吗？能写出牛逼的歌的人，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受穷呢？”；他甚至还把自己给解构了，“摇滚明星是当你成为明星之后，你再去过那个生活，之前那都是给你表演的，没意义，都是编的故事，唱片公司编的故事，别听这个”；谈起参加真人秀，“我跟我儿子吃饭，别人为了看这个付钱给我，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世界！”一、90年代摇滚圈集体在挣扎，但我是一个人在正式成为摇滚歌手之前，郑钧只是一个痴迷摇滚的工科生，在这所典型的工科院校，他有一个同样大名鼎鼎的校友：马云。但90年代的学生郑钧，选择了颇为摇滚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学业，“我没有毕业，我退学了，我毕不了业，我一辈子都没毕业”，“因为我想当一个歌手，我想写歌，变成一个音乐人。但是我的环境和条件不具备，我也没机会，然后我继续写，我周围所有的人认为这样不可能。我大学玩乐队的同伴们，最后大家离开大学告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他们都要去工作了，说现实一点，这事儿没戏。大家都笑一笑，啊，老郑一根筋，你非要干这个事儿，我不认识任何一个音乐圈的人，我是一帮工科大学的学生，不认识任何音乐圈的人，你怎么可能混到这个圈呢？”完全置身摇滚圈外的郑钧，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他们挣扎是他们都在北京挣扎，都在面上挣扎，他们有个圈子，这个圈子在集体挣扎，我是一个人。”肄业后，郑钧回到西安的家，“我去跟那些草台班子演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呆着，我在我的宅子挣扎，没有工作、没钱、没有希望，没有任何东西，我也挣扎了好几年。”长年的蛰伏挣扎，其间郑钧产生过自我怀疑，“我也出去找过工作，人家说你谁呀，一看也没文凭，大学自己肄业，退学，也没文凭。你有工作经验吗？也没工作经验。你想应聘什么职位？我问你们销售经理怎么样？人家说出去笑。所以我在别的方向也不适合我，我干不了，我只能干这个和热爱这个。”思虑再三，“另类”的郑钧决定只身奔赴当时的摇滚圣地——北京，出发前，“我哥哥当时跟我说，你去北京要当歌手这个事当成一个协议，两年时间，如果你成了你就成了，如果你没当成歌手，那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吧，到深圳来，找个工作。”郑钧回忆，“那时候深圳最赚钱的是出租汽车司机这种普通工作，给你找个车，你开车当司机吧，这我是真这样准备的。如果两年后我再没机会，我就去深圳当司机了，然后业余时间在酒吧里唱个歌，也挺好。”？二、因为热爱，最可怜的时候也从未自卑来到北京后，“北漂”郑钧经历了人生“最穷的时候”，“我每天弹吉他、写歌，住在人大后门的一个农民房。房东大妈有时候问你干嘛呢？我说写歌呢，她说写歌干嘛呀？喜欢呀！然后自己烧点开水，打点开水回来泡点方便面，继续写歌。”困窘的生活，也没有打消他对音乐孜孜以求的摸索，“我跟草台班子去演出，晚上我乐队的人在台上聊天、看设备，在台上聊天，乐手问我，你干嘛呢？我说写歌呢，他说你写歌干嘛？他说哦，你不用写歌，别人都写好了那么多歌，那么多牛的歌，不用你写了，唱别人的歌就行了。我说我想给我自己写几首歌。他说你自己写的歌谁会听呀，哪有机会被人听到，谁也不会唱。我说我就是想写给自己听，我喜欢这件事我就去写。”不久后，郑钧被当时黑豹乐队的经理人郭传林发掘，随后就签约红星生产社，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写到有一天，我把这个真的变成唱片了，真的有人听，有人喜欢的时候，那时候我回头看，我一想想，真的就，当年经历的那些事，你回头去看它。我在我当年最可怜的时候，其实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痛苦，真的，从来没有自卑过，就是那个，我很穷，我穿的鞋是窟窿，裤子都是天然的洞，蓬头垢面的，还跟朋友谈笑风生，还去跟女孩儿混，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内心世界有一个自己，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东西在，我在为我自己在干一件我热爱的事儿。”但时至今日，再追怀起来，郑钧仍然觉得“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很独特。我是觉得，我在干一件我喜欢，我热爱的事儿，我很幸福。但你说那时候，我能不能未来当个歌手，能不能火，能不能挣钱，我真不知道。”他将自己大学时突然逆道而行的举动形容为“冒险和赌博”，“我没有走你们的道路，你去上班，你去干嘛，你走的是别人走了一万遍的路，没意思，我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我自己想成为一个摇滚歌手，我的路跟崔健成为一个摇滚歌手的路绝对是不一样的，无法复制，这种生活无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