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八大奇案(建国后天津八大奇案)

从7月8日起 CCTV-12将在<第一线>节目中播出<民国天津八大奇案>节目 20:20播出

民国天津八大奇案之 白宗魏坠楼 1927年10月12日上午10时许，画家白宗魏突然从天津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六层楼上跳下，当场死亡，其怀中还揣着一封控告状。后报界披露，白是因其妻被人霸占，羞愧难当，遂自杀身亡。但此案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权势较量，并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 白宗魏，年35岁，北京人。清末，其父在朝为官，家道殷实。他在幼时即从师学画，天生灵智，颇得此道，在京小有名气。民国初时，父母双亡，因其两个兄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家道随即败落。1925年春，被迫来津谋生，住南市福星客栈，以卖字画度日。同年8月娶舞女金铎为妻，也就是从这时他的厄运开始了。初时，金铎尚能克守妇道，洁身自爱，并辞去了舞女的职业，一心在家料理家事。但随着生活日甚一日的艰难，过惯了纸醉金迷生活的金铎渐渐地开始对丈夫发泄不满，时常报怨错投了家门。为了满足金铎无止境的欲望，白宗魏只有晚上拚命作画，白日拿到福林阁去卖，但买画的人寥寥无几，白宗魏也是一筹莫展。有一天，福林阁忽然来了两个阔主，进店后即对白宗魏的画大加赞赏，并用300元买下了其中的两幅。适逢白宗魏不在店中，这二人即对店主说：“过两日我们还来买画，让白画家在此恭候。”按五五分帐，福林阁留下一半，交给白宗魏150元。白得款后欣喜若狂，拿给金铎看，金铎也非常高兴说：“我们马上就要时来运转了。”两日后，白宗魏早早来到福林阁恭候二位贵客。正午时分，那二人果然来了，但进门后并没有理睬白宗魏，一心只是选画。最后挑出三幅，让伙计包好，放在柜台上500元钱转身要走。白忙上前拦阻，连连作揖道：“晚辈白宗魏给二位爷请安！承蒙二位爷抬爱，不胜感激之至，敢问二爷尊姓大名，在何处发财？日后倘有出头之日也好报答。”其中一个开言道：“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直隶督办褚玉璞的兄长褚玉凤！我是八善堂的杜笑山。”闻此言后，白宗魏不禁吓得魂飞魄散。忙将柜上的钱抓在手中，往杜笑山的怀里塞：“小人有眼无珠，岂敢收二位大老爷的钱，这两幅画全作我孝敬您的！”杜笑山拦阻道：“钱已出手，哪有收回之理？褚老爷不光看上了你的画，而且还很想你交个朋友！”白听此言更是诚惶诚恐，连称“不敢高攀”。但在杜、褚的执意坚持下，其三人共同来到宴宾楼饭庄，褚声明由他作东。席间，杜、褚频频举杯向白敬酒，白受宠若惊不停地喝着、笑着。饭后，褚提出要到白的住处看他当场作画。白慷慨应允。但他哪里知道，此一去无异于引狼入室！ 褚玉璞，字蕴山，山东省汶上县人，出生于1887年。青年时，曾两次投考保定军校未被录用，转而投身绿林，纠集歹徒为匪；被剿散后，于1911年入上海光复军，在张宗昌部当兵。因其骁勇善战屡被提升，历任营长、团长等职；1918年张部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解散，随张投入直系，但未能谋职，旋又与张宗昌共同投靠张作霖，初任宪兵营连长；1924年，因在二次直奉战争中有功，一跃升为第一军副军长；1925年任第六军军长，1926年任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击败北伐军而占据天津，同年3月任直隶督办兼省长。褚玉凤本人无任何所长，完全依仗其弟褚玉璞的势力，在津横行不法。其性好渔色，终日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不久前，他与杜笑山在南市天宝班冶游，在福星客栈小憩，听说该客栈来了一个白姓画家，其画倒是一般，唯其妻金铎貌美无比，可称得上整个天津城都难寻的绝代佳人！褚玉凤闻言后不禁垂涎欲滴，即刻就想上楼一见，被杜笑山拦下：你如此唐突，别惊吓了小美人。钓鱼还需下一些鱼饵，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不出十日，我保证让她投进你的怀里！”随后便有其二人花大价钱买画之举。 杜笑山，字宝贤，其兄杜宝桢，字琴。兄弟二人均以办慈善事业而闻名津门。杜笑山早年曾作过天津警察厅的总务科长，因为一件私运军火擅发护照的案子而获罪，但由于警察厅长杨以德（和杜家沾亲）的庇护，仅以撤职了事。民国初年，杜氏兄弟在城里大费家胡同南口的水月庵里办了一个慈善团体，名叫“体仁南善社”，简称“南善堂”，以恤嫠为主，按月发给守节孀妇每人一元至二元的抚恤金，同时还施送成药，发放破旧棉衣。1924年秋末，杨以德被奉系军阀李景林赶下台后，杜笑山一度沉寂。至1926年春，直鲁联军的褚玉璞当上直隶督办后，杜笑山不遗余力地为褚玉璞筹措巨额资金充作军费，从而得到褚的赏识，其二人居然结为把兄弟，杜笑山乘坐包车任意出入督办公署。为进一步讨好褚玉璞，杜笑山把原来南善堂附设的小学校，改名为“蕴山”小学，这两个字是分别在他和褚玉璞（褚号蕴珊）的别号中各取一字而得的，以示两人关系的亲密。杜在褚的支持下，是年夏天，遂将天津的北善堂、崇善东社、引善社、公善社、备济社、济生社、体仁广生社及自己的南善堂等8家慈善团体合并在一起，取名“八善堂”。更有人送了杜笑山一块巨匾，上书“万众戴德”四个金字，杜将它挂在其家——城里香店胡同北首坐东的大门上方。杜笑山一时名噪津门，杜笑山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杜笑山却是打着慈善的晃子，举着褚玉璞的大旗，到处聚敛资财，中饱私囊。 杜、褚二人随白宗魏到了福星客栈，白忙招呼金铎出来招待贵客。金铎应声而出，只见她凤眉俏丽，杏眼秋波，面色粉红恰如三月的桃花，言语间微笑相迎，笑窝微露，撩人心魄，令人销魂。褚玉凤一下子看呆了，口中情不自禁地说了句：“好个世间尤物！”此后，褚玉凤常乘白宗魏不在的时候，以购画为名到福星客栈来看金铎，赠予她大量珠宝首饰，锦衣华服，金铎尽管知其用意，但仍来者不拒。8月的一天，杜笑山来到客栈，将金铎引至新旅社二楼的包房内，杜说要找伙计叫饭推门而去。金铎坐定正在纳闷之时，忽见帘笼一挑，褚玉凤一步迈了进来，回手将房门反锁。金铎马上明白了杜、褚的用意，抽身欲夺门而出，一把被褚揽在怀中，褚双手稍一用力即将她抱起，放在了床上。金铎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所以，她没有怎么挣扎就任褚摆布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初时，他们往来尚有避讳，金铎是昼出夜归。后竟在新旅社长期租房幽媾，褚亦公开携金铎招摇过市。白知悉后，屡次到新旅社寻金铎未果。后在八善堂找到了杜笑山，杜威胁白说：“褚爷看上金铎，那是他的造化，也是你的福气，上千元买画的钱不是已经揣进你的腰包里了吗？”白说：“钱我以后一定如数还清，只求褚爷放金铎回家。”杜说：“你还？这钱可是利滚利的，恐怕你一辈子也还不起呀！你脑袋清醒些，现在整个直隶省可都是褚家的天下，他想要谁谁就得跟着走，他想要谁死谁就活不成！褚爷已经放出话来了，限你3天滚出天津城，3天后，要是再看见你，你的小命可就保不住了！”说罢令人将白拖出了八善堂。白回到福星社客栈，羞愧难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一怒之下，铺开纸张，用毛笔饱蘸着仇恨和冤屈，将褚、杜合谋诱奸、霸占其妻金铎的经过，写成一张控诉状，揣在怀中，坠楼自尽。 白死后，日租界当局从白的怀中搜出这封控诉状，于10月28日转交警察厅长常之英。常阅罢控诉状心中窃喜，遂令人立即将杜拘押起来，同时将屠兽场事务所并杜之办公室查封。依杜笑山当时在津的势力及与褚氏兄弟非凡的关系，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怎敢草率地将杜拘押呢？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旧怨新仇，常正是欲利用这个案子，置杜笑山于死地。1926年9月，经天津警察厅丁厅长委任，杜笑山充任天津屠兽场场长。这是一个肥差，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但该屠兽场按旧例一直隶属警察厅，其收入当然也归警察厅统一支配。眼见得大把的钞票从自己手中流走，杜笑山遂起独吞之心。1927年春，杜即通过褚氏兄弟，硬将屠兽场划归了杜笑山的慈善机构。1927年7月27日，常之英接任警察厅厅长，兼任天津城防副司令，闻知此事，大为不悦，但慑于杜的势力，也只好咽下这口气。按官场惯例，任何肥差都要对警察厅长施以“好处”，但杜自恃有褚氏兄弟作靠山，根本不买常的帐。特别是常上任之日，各方人士都前来祝贺，并送上厚礼，可杜连面都没露。常、杜二人遂结下宿怨。随时间的推移，八善堂在津的名气日渐隆盛，杜借募捐、购粮和放赈之机，大肆聚敛资财，中饱私囊。杜与褚的关系更是日渐亲密。奉军与孙传芳大战之时，褚玉璞每次离津赴前线布防时，杜都率领八善堂的董事们及蕴山小学的乐队，前往车站恭送。一次，褚在前方打了胜仗归来，杜便以八善堂的名义，在鼓楼南广东会馆举行大规模的“凯旋会”，摆酒宴，演京剧，开销达万元。就连褚玉璞纳妾，也是杜出资一手操办的。此外，杜还几次以八善堂的名义，征敛粮食、衣被等转送前线慰问将士。有一次还送给褚数万元充当军费。常之英虽也尽其所能，对褚玉璞极力逢迎谄谀，但总感觉不能换取褚的欢心。他把这些全都归罪于杜，以为长此以往下去，杜的势力将越来越大，对自己十分不利，遂有夺回屠兽场的念头。 常之英拘捕杜笑山时，也正是褚玉璞前方战势吃紧之时，褚妄图抵抗北伐大军，亲往前线督战，不断往返于徐州、天津之间。常遂借褚在徐之时，派人清查了屠兽场帐目，结果查出杜自接任后营私舞弊3万余元，帐面亏累也达万元以上。最初，常并未想置杜于死地，只是想要杜家服软，将侵吞的赃款吐出来，交给警察厅办理，杜自动辞职，将屠兽场拱手交给他也就算了结了此案。但杜笑山根本不把常之英放在眼里，对常口出狂言说：“只要你枪毙不了我，等褚督办回来，我让他就枪毙了你！”杜一方面令人与褚玉璞联系，一方面又让其兄杜宝桢去北京走张作霖的关系，让北京方面勒令放人。常之英遂对杜暗起杀机，决定尽快将杜除掉，以免后患。杜笑山被拘押后，警察厅始终没有宣布拘押理由，也未移送法院审理。天津总商会等不明真相的社会团体纷纷致函警察厅，请求保释杜笑山或尽快审理此案。常均以“此案重大，尚需禀明褚督办，再做处置”作为答复。嗣后，常草拟了一份函电快寄徐州，函中列举了杜的数条罪状。褚玉璞当时在前线正是连吃败仗，而他却将失利的原因归罪于杜笑山没有及时供给军队粮饷，军心涣散所致，心中正对杜怀有不满。此刻又接到常的函电，更是火往上撞，遂立即回津。12月23日上午褚玉璞抵津后，常立即将白的控诉状递上去。褚一边阅状，常一边在旁说到：“此事在整个天津城闹得很凶，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白跳楼的真相，若是消息透露到外界，恐怕对尊兄和您都十分不利，留着杜终究是个祸害，不如借杜营私舞弊之名，将其处决！”褚沉吟了一会儿，突然将状纸往桌上一拍：“将杜笑山立即枪毙！”常说：“我们警察厅可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呀？”褚说：“你没权，我还没权吗？”说罢顺手拿过一张纸，大笔一挥，写下了“令警察厅枪毙杜笑山，立即执行”几个大红字。常接过褚的手谕，如获至宝。他惟恐褚再变主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拘押两月的杜笑山立即从警察厅提出，五花大绑将其押上监车。杜身着蓝色长袍，绮霞缎马褂，头戴青缎红结小帽，脖子上还围了一条毛线巾。当知道自己已被判了死刑后，杜的脸色吓得惨白，在监车中不停地大骂常之英，并要求面见褚玉璞。但哪里有人理会他。下午2时许，监车行抵上权仙前刑场，行刑人将杜拉了下来，此刻，杜已站立不住，瘫跪在刑场上。但闻“砰”地一声，杜即倒地毙命。以“善举”而欺世盗名的杜笑山，最终得到了这样一个可耻的下场！ 24日，《大公报》报道了杜笑山被枪毙的消息，并在天津街巷张贴了布告。布告上写到：为布告事。照得前天津警察厅屠兽场场长杜宝贤（即杜笑山），自承充场长以来，出纳公款、营私舞弊、贪图私利、违背职务，种种不法行为，均经查明有据，实属触犯《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第二条第一、第二两项之罪。应即依本条例规定，处以死刑，以儆官邪，而昭训戒。除于本月23日将犯杜宝贤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外，合行布告商民人等一体知悉。此布。 此后，褚玉璞因前方战势紧张又火速回到徐州。常之英趁机霸占了杜笑山的全部家产，虽然杜笑山之兄杜宝桢一再疏通运动，但也无济于事。杜笑山死后，八善堂无人主事，随即瓦解。其他原合并进来的善堂、善社又都恢复了原状，南善堂所在地址又由樊荫慈、武孟和、雷丹林及钱玉堂等人主办，呈准于当局改组为积善社。“蕴山”小学也改为积善小学。翌年，杜家迁入法租界内，并从此销声匿迹。 1928年6月，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最后崩溃，褚玉璞退出天津。1929年初，张宗昌、褚玉璞兄弟率残部在烟台登陆，被驻扎在胶东的刘珍年包围后生擒，后被刘活埋。＝＝＝＝＝＝＝＝＝＝＝＝＝＝＝＝＝＝＝＝＝＝＝＝＝＝以上转自百度。 品栗子鱼注：上述是史实。这个事有民间故事版本，详情可以参看根据相声大师张寿臣作品改编的郭德刚相声。具体哪里不一样不说了。 白宗魏得到公道了么？害死他的元凶褚氏兄弟和杜笑山是死于什么？是对于白宗魏案件的惩罚么？不是。是由于军阀派系之间或实力人物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像和申（王字旁），杀是杀了，但是嘉庆皇帝是出于肃贪而杀的他么？不是。是由于嘉庆怕和大人权倾朝野，尾大不掉，难于控制，甚至有异心（叛乱，不管他实际有没有，让皇帝不放心就是罪）。客观上起到了杀了一个大贪官的作用而已。试想，白宗魏是由于法治条件下的公正裁决还以公道的么？明显不是。如果奉系没败给北伐军，又如果姓杜的和张大帅或少帅关系再铁一点，害死白宗魏的元凶会被处理？ 本案件最终说明，在一个动荡毫无法治的社会条件下，有很多白宗魏坠楼，但因为各种凑巧的原因，形式上被还了公道的，何其少！实质上被还了公道的，可能有几个而已吧。 把这起案件理解成或改编成是“青天总会有”，“天理昭彰”，“坏人必有恶报”的人，悲哀呀。
浙江商人常之英，因北上天津经商赔本，长久不能回家，后与两个妹妹失散，二妹常玉英嫁给画家白宗巍，三妹常美英嫁给奉系军阀童大海。常玉英夫妻为寻兄北上天津，白宗巍卖画为生时巧遇末代皇帝溥仪之岳父荣元。荣元很欣赏白的才能，遂让白跟其到北京打理生意。常玉英暂留天津时被奉系军阀、时任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的哥哥褚玉凤看中，这个制造了天津多起强奸案的色魔，通过天津慈善机构“八善堂”头头杜笑山将常玉英诓骗入彀。这杜笑山，乃是褚玉璞的“铁杆”狗腿子。 白宗巍从北京归来后，为寻妻子找到杜笑山，却被打出门外，悲愤之下，白写下诉状，从天津中原公司顶楼跳楼身亡。事发后天津报章先说其死与褚玉璞、杜笑山有关，后来经杜花三千大洋贿赂报纸主笔，舆论遂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白宗巍是精神病患者，眼看此事不了了之。 荣元得知此事，立志给白伸冤，在天津高等检察官彭斌帮助下，趁天津警察厅新厅长上任时拦车鸣冤，却发现这位新厅长就是死者的大舅子常之英。原来常之英生意做赔后，结识张家口土匪叶长发，在叶的诓骗下与之协同作案，然后逃往张家口。刚当了两天土匪，又被另一伙土匪中的女匪首“小金鱼”劫持上山。“小金鱼”看中常之英，强行与之结婚，后常被叶上山救走。两人结伴同游，寻找妹妹，在江南巧遇张作霖的外甥夏小明，得知三妹常美英所嫁之童大海，正是张作霖眼前的红人。靠着这层关系，常之英当上了天津警察厅厅长，叶长发也当上了天津侦缉队队长，辅一上任，就得知妹妹被拐，妹夫自杀。 常之英惹不起褚玉璞，抓不到已经潜逃的褚玉凤，只能泄愤于杜笑山，更加之逃出杜公馆的常玉英得知丈夫自杀后殉情，常之英悲愤之下，决定公开枪毙杜笑山。在法场行刑完毕后，常之英的妻子“小金鱼”现身人群中。原来，她与另一伙土匪火并后下山寻夫，在山东巧遇潜逃的褚玉凤。“小金鱼”杀了褚玉凤，到天津来找常之英，至此大仇得报。
褚玉璞死了，白宗巍跳楼了，常之英当官了。老郭说的不全，刘立福先生那个版本全，也比较有意思。
我有整部的音频，需要的话，留个邮箱，直接发给你自己听

就我所知，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更准确的应该是：民国天津七大奇案 估计您是郭德纲的相声拥趸，所以听到他在某个段子里说到这个就想问问。仅就个人知道的答复如下吧： 1[白宗巍坠楼]（又名：枪毙杜笑山）——有张寿臣文字、刘立福评书片段及郭德纲录音存世1927年发生于天津中原公司的一起坠楼案，头绪众多错综复杂。2[枪毙刘汉臣]——有郭德纲录音存世京剧名伶刘汉臣因情感问题而丧命天津。3[枪毙曲香久]——有郭德纲录音存世1925张作霖之副官曲香久奉命至天津公干，被人利用，后被北洋政府逮捕枪毙。4[双烈女]——录音不详1916年，南皮县张氏姐妹旅居天津，因不肯被卖入娼门而服毒自尽，5[箱尸案]——录音不详1947年，天津富商李宝午杀妻董玉贞，藏尸于柳条箱内。6[血溅佛堂]——无录音1935年，下野军阀孙传芳于天津居士林遇刺身亡7[鬼市人头]（又名：枪毙任老道）——有郭德纲录音存世 1947年，天津西开鬼市惊现一带血人头，后警方探出道士任立奎通奸杀人一案。

目前还没有上映。所以电视剧的结局是暂时不知道的，想知道结局等电视剧上线才知道。 该剧采取单元剧的形式，故事发生在天津，原型是“天津八大奇案”。每个故事分别是：白宗魏坠楼、杨三姐告状、血溅佛堂、枪毙刘汉臣、鬼市人头、枪毙曲香久、双烈女 、箱尸奇案。 《民国八大奇案》是由张彬彬、于翔、黄一琳主演的民国时期悬疑网剧。 扩展资料： 张彬彬饰演的男主“罗正义”是警察局探长，沉稳内敛，能力出众，心思缜密，公认的破案王。 而黄一琳饰演的女主“周佩琪”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侦探，大大咧咧，性格直爽开朗，做事风风火火，这样的两个人相遇了，搭档在一起开始破案。 于翔饰演的萧本末是罗正义助手，两人更是师兄弟的关系，从小对师兄罗正义都有着狂热的崇拜，三个人组成了铁三角，在各种案件中徘徊，为我们揭开了“八大奇案”背后神秘的面纱。 因为一直作为萧本末（于翔饰）的助手，所以对师兄有着莫名的崇拜尊重，并以为那便是爱情。直到罗正义（张彬彬饰）的出现，周佩琪才知道爱情不单单是崇拜和尊重。更多的是心灵相惜，灵魂的契合。

1926年初月，国民党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和直鲁联军的进攻下，被迫撤出天津，奉系军阀褚玉璞占领天津并出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在任期间，他以筹措军饷为名，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同年5月，春风得意的褚玉璞，在天津头号妓院天宝班相中了一个年仅16岁的姑娘小青。小青不但有倾国倾城之貌，而且还擅演二黄，特别是她殷勤周到的应酬，更使褚玉璞神魂颠倒。褚玉璞尽管已有了一妻三妾，但仍要将小青收入房中。 其后，褚玉璞让直鲁联军25师师长袁振青出面，送给天宝班窑主两千块现大洋，为小青赎身。窑主为能钓上褚玉璞这条大鱼而暗自庆幸，小青则是迫于他的淫威怎敢不从。经天津八善堂堂主杜笑山的大肆操办，褚玉璞终以明媒正娶的方式将小青收为第五房姨太太。 婚后的小青虽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裕生活，但精神上却很空虚，再加上所有日常活动都有一定的规矩，丝毫不能自己做主。她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鸟，渴望着到大自然中自由翱翔。 一天，五姨太对贴身女佣于妈说：“成天呆在家里烦死了，咱们到园子里看戏去吧！”于妈连忙摆手说：“太太，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还是等老爷回来跟他商量了再说吧！”五姨太急了：“他上保定了，谁知道他多早晚能回来，好歹我也个主子，说话进门也有三个多月了，难道说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得主吗？你就跟着我走，出了事有我呢！”拗不过她，于妈只得乖乖地跟着五姨太来到了新明大戏院。 新明大戏院在南市荣吉大街，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初名下天仙，是清末民初时天津最红的戏园子。京剧名家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都曾在此登台献艺。当时，民间流传着“要看好戏到下天仙”的说法。1925年，更名为新明大戏院，仍旧好角云集，生意兴隆。 五姨太来的那天，园内正上演刚在津城走红的刘汉臣主演的《济公传》。台上的济公神通广大，行侠仗义，专管天下不平之事，台下五姨太看得目不转睛，忽儿捶胸顿足，忽儿拍手叫好，她深为剧情打动，更被“济公”所吸引。散戏后，她一定要到后台看看“济公”到底是个什么样。当看到方才在台上惩恶扬善的大英雄脱去行头洗了脸，竟是个只有20刚出头、浓眉大眼、仪表堂堂的小伙子时，五姨太脸刷得一下红了。回到家中，刘汉臣的形象在她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第二天，她的脚步情不自禁地又来到了新明大戏院。 刘汉臣是直隶省（河北省）故城县人，父亲郑长泰幼时经刘天仰介绍，随梆子戏班学艺，擅长演猴戏，红遍了大半个中国，有“赛活猴”的美称。后刘天仰不幸去世，郑长泰感念刘天仰，将自己的四个儿子中三个改从刘姓，为其传宗接代。这也就是刘汉臣姓刘不姓郑的原因了。 刘汉臣在兄弟中排行老三，自幼随父亲在上海学艺，练得一身的好武功，嗓音高亢洪亮，变声期过后益发宽亮。他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加上父亲督学严厉，使他技艺进步很快。十几岁时加入上海南市九亩地新舞台班，文能唱，武能打，没几年就从龙套升为主角儿。尤其是他在《卧薪尝胆》里的几手绝活，为戏园子号召来了满堂座儿。他还拉得一手好胡琴，十六七岁时演出《花子拾金》就能在台上自拉自唱。 面对五姨太的热情，已有家室的刘汉臣始终洁身自爱。戏班子里有一个二路演员、汪派老生高三奎，与刘汉臣是把兄弟。五姨太到后台玩时，别人都是敬而远之，惟有高三奎觉得她不过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便以年轻人天真无邪的感情真诚相待。她见了后台的东西新鲜，摸摸这个，问问那个，高总是不厌其烦地跟着她，告诉她；她想学一段老生戏，他就教她唱《甘露寺》里的“劝千岁”一段，还把唱词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学。有一次，五姨太说想要一张刘汉臣的演出剧照作纪念，高三奎不加思考地背着刘汉臣将他的一张《卧薪尝胆》的宣传照给了她。他怎能想到，就是他不经意间给五姨太的这张照片，给他和刘汉臣惹来了杀身大祸！ 新明大戏院的成班人赵广顺，与刘汉臣的父亲有师徒之谊，在得知刘汉臣的情况后，赵广顺亲往上海邀请他来天津演出。进津后，刘汉臣在新明大戏院一下子就红了，连演三个月而不衰，戏院上座率很高。若不是北京第一舞台与新明大戏院多年来一直素有业务往来，赵广顺哪肯轻易放刘汉臣走呢。可谁料想，刘汉臣此一去竟再也没能回来！ 1927年1月1日，赵广顺带着刘汉臣、高三奎等到北京第一舞台演出。五姨太得知消息后，坐着人力车风风火火地赶到老龙头火车站为他们送行。“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五姨太与刘汉臣、高三奎之间这种纯洁、正常的友情，被一些专门捕捉名伶绯闻的小报添油加醋地大加渲染，硬是制造出了一件轰动津城的“桃色新闻”。 褚玉璞从济南回来，刚进天津城就听说了关于五姨太的传闻，他未及料理完公务就急急地赶回了家。在问到五姨太外面的传闻究竟是怎么回事时，五姨太说：“你成天不招家，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到戏园里看看戏，解解闷儿。”褚玉璞压住怒火，“漫不经心”地拉开了五姨太梳妆台的抽屉，一张戏照立刻进入褚玉璞的视线，他抓起照片又问：“这是谁，哪儿来的？”“刘汉臣，戏班子里朋友送的！”五姨太坦然地回答。褚玉璞见从她身上问不出什么，就转而来找于妈。 于妈自知隐瞒不住，只得把五姨太上街看戏、到后台找刘、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褚玉璞听后火冒三丈，当即将五姨太叫到书房，逼问她与戏子都干了哪些见不得人事儿。五姨太并不服软，说：“我认识个戏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自己一肚子男盗女娼，才把旁人都往脏地方想！”恼羞成怒的褚玉璞抡圆了给了五姨太两大巴掌。任性的五姨太也恼了，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起来。这时，失去人性的褚玉璞露出了他土匪本性，掏出手枪“砰砰”两枪，可怜一个年仅16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1月8日，身在江苏的褚玉璞给在津的直隶省会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发来密电，内称：新明大戏院伶人刘汉臣、高三奎假演戏为名，宣传赤化，速拿获，就地正法。厉大森接电后遂令人前往北京第一舞台将刘汉臣、高三奎缉拿后押回津城。 褚玉璞在徐州前线几乎同时收到了张宗昌、毕蔗澄的求情电报，但杀人成性的他，怎能就这样放过曾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两个戏子。于是，他当即发报给厉大森，命他接电后，将刘、高立即正法！后又分别给张宗昌、毕蔗澄复电称：电文迟到，刘、高二伶业已处决。 1月18日，厉大森接电后，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带人将秘密关押的刘、张二人提出，带到督察处刑讯大堂，有人上来将他二人按跪在地上。厉大森说：“今天送你们上路，是执行上锋的命令。你们对家里人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就赶紧说吧！”刘、高二人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处死，更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二人听后一下子都傻了，拚命地叫喊着：“我们冤枉！我们要申诉！”厉见此情景，不耐烦地向执行人员挥了挥手。随着两声枪响，刘汉臣、高三奎倒在了血泊之中，可惜这两个戏曲界刚刚红起来的角儿，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更可悲的是，他们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虽然遭到天津军警界的严密封锁，但纸里包不住火，刘、高被害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京、津、沪等地，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当局递交抗议书，要求将此案真相公诸于众。迫于压力，1月21日，褚玉璞令厉大森以督察处的名义发布了一张通告，上书：为布告事，照得本处长前奉总座齐电开，伶人刘汉臣、高三奎假演戏为名，宣传赤化，望速拿获，交法庭正法，以维地方，勿任漏网。等因。奉此，将刘、高二犯一并擒获，当经讯明，该二犯供认假演戏为名，宣传赤化，扰乱地方等情不讳，奉钧宪谕，着在职处枪决，以昭炯戒。遵于本月18日夜11点半，在职处院内将刘汉臣、高三奎二犯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以靖地方。除呈报外，合行布告各界人等，一体谕知。 此后，在褚玉璞的疯狂镇压下，这起冤案遂销声匿迹。直到1929年8月，褚玉璞在山东被旧部刘珍年活埋后，上海《申报》、《新闻报》，北京《京报》等全国各大报纸，才陆续将此案真相昭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