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批罗永浩怎么回事？具体因为什么事说了什么

我来看看近些年见诸报端的“精日”都干过什么——

2018年4月，网民“洁洁良”参加相关活动时，因不满现场留下大量垃圾，评论“恶臭你支”。当网友指出其言论不当后，“洁洁良”变本加厉，拒不删帖。

201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前夕，四名男子身穿二战日军制服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前合影。

2018年2月，两名男子身着侵华日军军装在南京紫金山抗战遗址前摆拍合影。其中一人手持军刀，一人手持带刺刀步枪，枪上挂着写有二战时日军用语字样的白底红日旗。

这些事实面前，“精日”分子的真实面目已无需多言。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名知名企业家，故作“宽容”地大谈“精日”也“没什么”，不知道原则立场何在?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罗永浩：“我理解持有爱国主义立场的人”，“反对‘爱国’爱得要上纲上线地给别人扣‘汉奸’、‘精日’的帽子。”

依照罗永浩的逻辑，我在此批驳他的观点，恐怕已经属于“上纲上线”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是凑巧生在中国的“国际主义者”，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在批评中国社会的不足，颇有一种“客观中立”的感觉。而他“理解”爱国主义者，只是反对他们“爱国”爱得要忍不住去砸无辜同胞的外国汽车、要给别人扣“汉奸”“精日”的帽子。

而这里，罗永浩很明显偷换了概念。

首先，将爱国行为偷换成以爱国之名行流氓之实的犯罪行为。那些砸日系车的人，压根儿跟爱国扯不上什么关系，不单罗永浩反对，每个有法律常识、有理性良知的人都会反对。而罗永浩偏偏要拿这一小群人来指代“爱国者”，并借此生发出爱国主义者的“荒谬”，逻辑何其牵强，居心何其龌龊。

其次，他“亲日贬华”可以，但你反过来说他“精日”就是“上纲上线”，“双标”玩得游刃有余。罗永浩视鲁迅为偶像，甚至自认为跟偶像比起来，自己的犀利程度已经收敛了。可问题在于，鲁迅是爱国者，爱之深责之切，不惜“我以我血荐轩辕”，而罗永浩则是“凑巧”生在中国的一个“国际主义者”，批评并非源自热爱，更鲜有善意。自比鲁迅，完全是对鲁迅的侮辱。

罗永浩搬出鲁迅，无非是想为自己出格的言行硬找几分合理性，无非是想说，谁批评他，谁就是在批评“当代鲁迅”，就是上纲上线的“杠精”。想来若鲁迅先生泉下有知，应会怒不可遏，大呼“流氓手段”!

细看罗永浩这篇致歉信，Bug太多，实在不值得一一反驳。透过它，我看到一个利己主义者的模样：一方面，要打造自己的公知形象，以高高在上批评中国社会来标榜自身思想之深度;一方面，又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让“精日”之类的脏词危及自身，回头又暧昧地说“精日”也无妨。瞧瞧，真是两头都不得罪，还能再滑头一点儿吗?

这种小聪明用在其他事情上或许行得通，但在爱国主义这条红线上显然不行。

一个人，没有国家概念，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就丢掉了最基本、最起码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观念。有些人迷恋“普世价值”，一心要当“国际主义者”，却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这些人的言行，往往不是“凑巧”那么带有偶然性，而是动辄挟洋自重，几乎逢中必反，不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总是一边倒地抹黑、污蔑、诋毁中国的种种。

作为国民，爱不爱国是一码事，黑不黑中国则是另一码事。我承认，今天的中国依旧不完美，存在这样那样的短板，在现代化程度上跟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距离。对此进行善意的批评与建言当然可以，但上述那些“国际主义者”的鸡贼之处在于以此为柄，将少数极端个案夸大为社会普遍现象，将事情的复杂成因简化为体制失败，用情绪淹没理性，用个案否定整体。

想要制造的效果，无非是消解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导致个人与国家的疏离。“一个人可以是精神上的任何一国人”等言论就是佐证。至于反驳他们的人，一概被污蔑为“被洗脑”的“五毛党”“小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