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调查扎克伯格证词说了什么？

我在隐私、安全、民主等方面面临着许多重要问题，你肯定有很多我难以回答的问题要问我。在我谈论我要采取的措施之前，我想谈谈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Facebook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的公司。对于我大多数人来说，我关注的是将人们联系起来所能带来的所有好处。随着Facebook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了一个强大的新的工具，可以与他们所爱的人保持联系，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并以此建立社区和企业。就在最近，我看到了“我也是”(#metoo)运动和“奔向我的生活”行动在Facebook上展开。在飓风哈维之后，人们在Facebook上帮助筹集了超过2000万美元用于救灾。现在有超过7000万家小企业使用Facebook来增加和创造就业机会。

但现在很明显，我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这些工具被用于伤害。这些伤害是是假新闻，外国势力对选举的干涉，仇恨言论，以及开发者和数据隐私。我对自己的责任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我的错，我很抱歉。我创建了Facebook，经营它，我对在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

因此，现在我必须审查我与用户关系的每一部分，并确保我对我的责任有足够广泛的认识。仅仅联系人是不够的，我必须确保这些联系是积极的。仅仅给人们一个声音是不够的，我必须确保人们不会用它来伤害别人或传播错误信息。仅仅让人们控制他们的信息是不够的，我必须确保信息被传递至的开发者也能保护好这些信息。在整个董事会中，我不仅有责任构建工具，而且要确保这些工具是能够被永久使用的。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我需要做的所有改变，但我致力于把它做好。这包括改善我保护用户信息的方式，保护好世界各地的选举，以下是我正在做的一些关键的事情：

剑桥分析公司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在努力了解剑桥分析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并采取措施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我采取了重要的行动来防止这种四年前发生情况今天再次发生，但是我也犯了错误，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需要站出来完成这些事情。

A.发生了什么事?

2007年，我推出了Facebook平台，其愿景是更多的应用应该是社会性的。你的日历应该能够显示你朋友的生日，你的地图应该显示你的朋友住在哪里，你的地址簿应该显示他们的照片。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让人们登录应用程序，分享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一些信息。

2013年，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一名研究人员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创建了一款个性测试应用程序，它被约30万名用户安装，他们同意分享一些他们在Facebook上的信息，以及一些他们朋友的信息，这些朋友的隐私设置允许这些信息被访问。考虑到我的平台当时的运作方式，这意味着科根能够访问数以百万计的用户朋友的信息。

2014年，为了防止应用程序被滥用，我宣布，我正在改变整个平台，以极大地限制Facebook信息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最重要的是，像科根这样的应用程序，除非用户的朋友也授权了这个应用程序，否则该应用就不能再询问一个用户的朋友的信息了。我还要求开发人员在这些引用可以请求用户的公开资料、好友列表和电子邮件地址等任何数据之前，先得到Facebook的批准。这些行动将会阻止像科根这样的应用程序能够在今天访问大量的Facebook数据。

2015年，我从《卫报》记者那里了解到，科根与剑桥分析公司分享了他的应用数据。这违背了我的政策，开发人员共享数据未经用户同意,我立即禁止了科根的应用平台,并要求科根和其他其所分享数据的公司(包括剑桥分析),正式证明他们已经删除所有他们不正当获取的数据。

上个月，我从《卫报》、《纽约时报》和电视新闻第四频道中了解到，剑桥分析公司可能没有删除他们已经被认证删除的数据。我立即禁止了他们使用我的任何服务。剑桥分析公司声称他们已经删除了这些数据，并同意由我雇佣的一家公司进行司法审计。我还与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合作，该办公室对剑桥分析公司有管辖权，并对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调查。

B.我正在做什么?

我有责任确保科根和剑桥分析公司发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以下是我采取的一些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