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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做奴隶的惯性心理。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因此,一旦取得了一点地位,见到自认为比自已低等的人,他总会不由得摆出一幅主子的姿态,仿佛别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赏赐。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认为高贵的人们,他的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

当然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这张脸对人的记忆,更多地是依靠脑子对地位的判断,对主子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个主子,一旦他从台上到了台下,那笑脸便也会陡然减少至没有。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中国有句成语叫杀鸡儆猴。中国历史上,许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无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们的奴性心理便习惯成自然了。

许多国人看一个人是高是低,与他的品德没有什么关系。品德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至多只是胜利者的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的褒贬的。正因为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对一个人过早下结论便很难。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下结论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会有个结果。所以要盖棺论定。也就是说,即使死掉,棺材还没盖盖,就还不能下结论,他就有还要死灰复燃的可能。

既然结果如何决定了世人的评价,为了打得赢,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常见谁最流氓、谁最无耻,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虽然赢得不光彩,但只要赢了,世人便不会过多地责备他,因为他是胜利者。那些有些仁义之心的人,不仅其仁义之心会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还要被世人嘲笑这种仁义为妇人之仁。大约,一个男人像妇人一样仁义,便是最没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对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后才兵败致死。项羽本来也可以挟持刘邦的父亲而制他,哪知道刘邦一点都不心疼,最后说二人既然结义,我父即是你父,让项羽真地动了心,不敢把刘邦的老头子怎么样,对刘邦也有些无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仅治得对手一楞一楞的,在历史上还要留下善于“将将”的美名来。

虽然古人也有人指出,“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