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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各大网站的醒目位置都是这条新闻。各大新闻客户端的页面,甚至弹窗也推送。”刘石有些窃喜,心里觉得“好牛逼呀,到处都是我”。很快,压力接踵而至。
第一通“问罪”的电话是上海的一位亲戚打来的,“你是感染艾滋病了么?”
“我只是配合当地的媒体做新闻,没感染。只是配合他们演出。”刘石慌乱极了,本能得想把事情隐瞒过去。紧接着是舅舅电话,“恭贺”他给家里人长脸了。
很快这条消息也被父母知道了,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让刘石后悔了一段时间。有些朋友也开始疏远他,甚至干脆不再联系。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我觉得自己还是做了件好事,觉得自己也算伟大了一回。”令刘石感到欣慰的是,周围真正亲密的朋友没有离开他,工作的伙伴也没有离开他。
但他始终对父母抱有歉意,“他们(父母的亲友)会想为什么我家是这样?虽然见面的时候表面上依然和气,但背地里的猜疑甚至中伤早就把隔阂建立了起来。”
刘石在美国参加世界同性恋运动会。

刘石在西单门口征婚
生活若无保障不会选择公开
“如果没有公益组织的工作作为保障线,我确实不会勇敢站出来。这条保障线可以确保自己不会因为曝光而无法生存。”刘石坦言。
“一些人公开身份后最终却没能承受住后果。”他解释,身后没有保障,公开后遭受到的压力和歧视是一个人处理不了的,站出来也显得单一无力。
2005年,一段名为《以生命的名义》的视频向公众揭示了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这一群体。视频中,北京某一大学学生大玮选择完全暴露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患病史,希望获得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刘石说,事后学校很快便找到了他,建议他休学一年。一年后,以跟不上课程为由,建议他退学。所以,艾滋人群在生活中只能“躲躲藏藏”。
刘石的一个朋友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一天室友偶然间看到了他的药瓶,便“很关心地”问了很多问题。之后,委婉地表达了要他离开的意思。迫于压力,朋友不得不卷铺盖卷走人。有了“保障”的刘石也并非无坚不摧,无所顾忌。
“如果室友知道了有可能会把我赶出去。” 刘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敢过于坦白,他表示自己也没有主动跟房东说过自己的病情。让他更不安的仍然是父母的反应,首次公开身份后,刘石和父母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平静。

刘石在路边征婚
2014年,刘石参加了在美国克利夫兰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在18-24岁男子组年龄50米蛙泳比赛摘得银牌。消息很快被家人知道了。
“妈妈知道我参加运动会后表达了不满,她觉得我过分的曝光会引来更多的指责。妈妈还说,‘你能不能为我想想’。”刘石觉得母亲一直望子成龙,但自己得了病,身份又曝光了,妈妈这样的希望应该没有以前那样强烈。不过刘石认为,在母亲的内心深处至少有一块柔软的地方还是认可他的,“至少她会为我现在做的事情骄傲吧” 。